2009年10月31日，由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主办的“转型升级进程中的政策创新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政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副主任盛世豪教授、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姚先国教授和执行主任郁建兴教授出席了论坛并发表了精彩演讲。
丁学良教授发表了第一场主题报告“政策创新要有国际比较视野：金融海啸后的思路清理”。丁教授认为面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应该拥有国际比较的视野：左右看，比较体制不同的国家；上下看，比较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向后看。回顾过去，在危机的关头，我们是否从政策创新的角度应对危机，并且这些政策设计是否对解除危机产生了良好效果。
丁教授以香港作为切入点，发表了面对危机的独到见解。他形象地将香港以前的经济模式比喻为“单线发展，一柱擎天”。单线和一柱主要是指金融，只要金融做得好，就能撑起香港的经济。虽然香港单线发展非常好，但是从公共社会角度来看，好处的分享面很窄，做金融业的那部分人受益比较大，越是高层和高风险投机的人受益越大。然而危机来的时候，普罗大众却首当其冲，尤其是底层的贫困人口受到的冲击尤甚。
对香港在金融危机中的问题，丁教授生动地归纳为“中青老问题突出”：第一，因为危机严重影响，中产阶级的比例在全社会里面缩小，收入分配两极化问题更加突出；第二，在产业部门中，中年人和中层管理大大缩减；第三，青年人，甚至是拥有本科文凭、硕士文凭的知识青年，毕业后很难就业，更难找到与他们专业匹配的工作，使得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和失望；第四，香港65岁老年人越来越多，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而社会保障对其的支撑不堪其力。
在分析了香港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和科技产业发展的弊端后，丁教授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香港的经验应该给整个中国提供参照。高科技创新，应该把学术研究、产业金融、政府这个三角架搭好，实现三角架各个支点之间的畅通无阻、与时俱进；第二，香港的科技研究的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在投产的少部分研究成果中超过半数是由欧美厂家购买，相比之下，本土企业大多不重视科技的投入；第三，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如果想达到科技创新的结果，仅仅有科技人才是不够的，需要有创意文化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全世界6个最重要的创新基地，不仅是高科技人才的聚集地，背后都拥有庞大的创意文化产业和环境做支撑。香港的“寄生性”太强，这是创新能力虚弱的反照。
国家行政学院政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发表了题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重点”的报告，将大家的思路集中到了今年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发展上。
丁教授首先用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城镇工伤保险参保人数等六张图表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前后的社会形势，深刻揭示了由此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上访、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冲突、企业破产倒闭引发的纠纷以及随着农民高返乡，刑事犯罪率增高。
丁教授详细介绍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社会政策选择，尤其是2009年初扩大内需投资中用于民生的投入以及扩大就业的有关政策，3月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9月份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的社会发展目标，即：在“十一五”时期超额完成预定目标基础上，吸取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把其中一些临时政策长期化，经过完善、改革和创新，基本改变社会发展中的“短板”现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初步达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后，丁教授着力阐释了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社会发展的三个政策重点。第一，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一方面我国已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但仍存在着基本养老保险距全覆盖还有一定的距离、各地基本社会保障还存在很大差异等严峻问题。第二，改革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丁教授从“民生需求分布扁平化与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面向企业和城市的管理体制与惠及全民公共服务需求”这两个维度，对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改革问题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第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丁教授提出，实现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创新三个体制：社会领域的投融资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突发事件管理体制，并创新两个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沟通和对话机制。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一方面要提高处置社会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促进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能力。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副主任盛世豪教授发表了题为“转型升级中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报告，引导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投射到浙江本土的发展上。
盛教授认为，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应该实现三个转变，第一是政策目标的转型，从增长型转变为以人为本发展型；第二是政策手段的改进，从资源的具体配置到机制、制度完善；第三是政策对象的改变，从针对个体到以公共服务、社会为主体。
盛教授介绍了2003至2008年，省政府出台了多项创新型政策，涵盖了民生保障、教育卫生以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盛教授提出每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应该从四个角度进行系统地考虑：政策制定的主体、政策实施的主体、政策的受益者以及相关利益者，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社会政策的目标。那么，社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一深刻问题，盛教授指出，社会政策不仅仅是保障一部分人的民生，更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更加稳定更加和谐。全体人民福利增加的同时，社会稳定程度得到大大提高。然而，国内现今社会政策存在“碎片化”的严峻问题，每一个机构出一个政策，而不是从全体的角度来制定，这对达到社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不利的。
最后，盛教授提出制定社会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国家、区域都是一个大系统，必须考虑到相关部门的相应政策是否存在。第二，财政对研发的投入，多数效率是很低的。资源掌握在中央的各个部门，财政投入无法产生统一的效应，科技人才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支持。第三，体制性、机制性、制度层面的创新尤为重要。传统体制和转型时期的现实不相适应，在社会关系领域，大一统的管理思想还很显著。各级政府与中央在事权财权决策权上的矛盾，阻碍了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姚先国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转型升级进程中的经济政策创新”。
姚教授首先介绍了转型中的主要政策议题。我国现行模式的特征是“低价工业化的增长机制”，“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低价竞争战略、非均衡发展格局，再加上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资源环境的恶性循环，对浙江省乃至全国在新时期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对此，姚教授认为政策创新的着力点在于突破双重约束。第一重约束是资源约束，土地资源、水资源、大气环境、能源消耗和人力资源的稀缺无一不阻碍了经济的有效增长；第二重约束是需求约束，相比资源约束，需要约束才是长期性、根本性约束。以浙江省为例，需求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出口的依存度高，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投资比例大，消费比例下降，贡献率递减。
为了打破双重约束，我们应该着力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何发展战略的调整。只有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并实施高端要素集聚战略、空间结构调整和成本结构优化战略，才能更有效更科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姚教授在报告的最后提出，我国政策创新的目标取向是迈向发达经济体，而针对浙江本土，其创新的目标是消除结构偏差，成为发达经济体。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浙江政策创新的重点领域在于：第一，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第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区域政策；第三，利益下移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第四，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土地集约经营和环境保护政策；第五，支持不同企业平等竞争、保护创业活力的市场调控政策；第六，有利于金融资源整合与集聚的金融政策；第七，人才集聚和人口结构优化政策；第八，民生为重的公共财政税收政策。
本次论坛的最后一场报告由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郁建兴教授发表，题目是“转型升级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
郁建兴教授首先提出了社会政策的理解问题，并从社会政策的三个层次发展，以及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社会政策与经济危机两个角度，指出我国开始进入社会政策时代。面对金融危机，我国正在寻求经济问题的社会性解决方案，包括扩大内需、产业升级、集约型发展和发展现代服务业。
郁教授的演讲聚焦浙江省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他指出，浙江省在社会政策体系建设中形成了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加大社会建设投入、积极创新社会政策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基本经验。然而，社会政策体系建设仍存在着许多问题。郁教授指出社会政策设计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普惠性不足、福利性不足、公平性不足和体系性不足这四个方面。从政府体制机制的角度看，主要问题集中在公共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上。
在分析了浙江省社会政策的经验与不足后，郁教授提出浙江社会政策创新的目标和主要内容是建立“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全民分享指的是全省居民不分城乡、地区、身份和职业，平等享有社会政策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型意义在于，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优先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实施就业导向的反贫困政策。而体系的含义则是，强调社会政策的基本项目健全、同类项目统一运行，对全省居民实施统一的社会政策，对所有适用对象实施统一的制度安排。最后，郁教授提出了当前浙江省社会政策创新的突破口自爱与社会政策设计的改进和优化，以及政府体制机制的创新。
在郁建兴教授的报告结束后，几位报告人认真回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