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詹晶副教授应邀访问浙江大学，并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资源冲突应对的中国经验”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行政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高翔主持。
在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中，丰富的资源储备并不总能带来善治，反而有可能会出现“资源诅咒”。詹晶教授指出，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显示，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引发社会冲突。这些冲突表现为各方争夺矿产资源导致社会不稳定，高度依赖资源的收入结构容易受国际矿产市场影响而形成不稳定，矿产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不稳定，以及资源开发引发环境问题导致不稳定等。
尽管资源诅咒是普遍现象，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方治理绩效仍然存在极大差异，在一些地区频繁陷入“恶治”深渊时，另一些地区的治理绩效却会相对较好，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那么，政府如何应对由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社会冲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詹晶教授采用定性、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分析了资源冲突应对的中国经验。她指出，与资源诅咒的一般理论相似，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也有着强烈的负外部性，突出表现为对资源暴力争夺引起的治安问题、环境问题、经济纠纷等。不过，詹晶教授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中也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下采取了回应性措施、预防性措施等策略。其中，回应性措施主要包括调节与压制，即一方面积极调解矿群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政法部门干预，采用对抗争者开展选择性惩罚等强制性手段。预防性措施则表现为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建立从资源型行业到普通民众的利益分享机制，包括创造就业机会、矿企提供公共产品、增加社会福利等。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詹晶教授选取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1999-20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上述研究发现。统计推断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资源冲突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型地区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显著高于非资源型地区；二是资源型地区对国家强制力的投入并不高于非资源型地区；三是如果矿产资源高度集中在大中型矿企，则地方政府会减少对社保的投入，但会加大对公共安全的投入。统计检验结果一方面验证了实地调研的发现，另一方面也表明各地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詹晶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尽管压制和怀柔都是应对社会不稳定的方法，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使用再分配措施缓解群众不满、维护社会稳定的做法。而且，矿产资源的集中开发有利于缓解矿业经济带的负外部性，从而减少国家通过再分配手段解决资源冲突的压力。她同时强调，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及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是中国应对资源冲突经验的两大先决条件
詹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外交学院英语系获得学士学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政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政治及政治学研究方法。当前研究重点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同时也关注非正式制度及其对政治经济行为的影响。有多篇学术论文在The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Crime, Law & Social Change 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中外期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