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民生福祉”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2年11月22日，由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保障发展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风险管理与劳动保障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社会保障与民生福祉”学术研讨会在杭州顺利召开。因疫情防控需要，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线下会场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济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大学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人社部等部门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研讨会吸引了300余位听众在线上共同参与。

线上参会

上午的主旨发言由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文炯教授主持。他在欢迎辞中指出，中共二十大提出我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民生福祉的改善是关键，而社会保障就是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社会保障与民生福祉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需要探讨，本次会议就是一次非常好的理论研讨活动。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浙江大学的6位专家学者先后作大会主旨发言。

何文炯教授主持主旨发言

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贡森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功能和结构演变”。贡森教授对近十年党的重要文件中关于社会建设的表述进行梳理，指出社会建设功能上的调整主要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受益者排序及其所受影响。在社会建设的结构上，其主要组成一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两个部分，但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调整，保障内容和治理内容也都有所减少，其中公共性较强的项目呈剥离趋势。贡森教授分析了结构演变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功能需要进行调整，其核心功能应是增进民生福祉，维护个人积极性，同时巩固主流价值，塑造社会秩序。

贡森教授作主旨发言

中山大学岳经纶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发展公共服务，推进共同富裕”。岳经纶教授指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严峻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惠及灵活就业人员、环境和发展约束等现实问题，通过比较经济发展、就业优先、完善税收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途径。岳经纶教授讨论了全面基本收入计划（UBI）、全民基本公共服务（UBS）和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的议题，他指出大力发展普惠性公共服务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发展全民基本公共服务可以满足共同需要，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团结和促进生态文明。

岳经纶教授作主旨发言

浙江大学林卡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保障与经济基础——北欧福利国家发展特点的探索”。林卡教授回顾了北欧福利国家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探讨了社会保障讨论的基本问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他通过对人均GDP水平、税后薪资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公民幸福感排名等数据的分析，发现北欧福利模式成功的要素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再分配体系，社会公平与经济成长协同发展，同时有效的政府治理赢得了社会信任，形成了发展前景的全民共识。最后，林卡教授总结了北欧模式发展经验，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障是保基本，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化的基本驱动力，要协调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关注经济成长对社会保障的贡献。这对我们发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林卡教授作主旨发言

上海财经大学张熠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研究”。张熠教授探讨了“区域独立模式”、“全国统一模式”、“相互调剂模式”这三种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在效率与公平方面的表现，分析了不同社会保障区域协调模式间的“公平-效率转换比”，并探讨了最优人口流动规模以及最优社保基金稽核问题。他发现存在社会保障体系时，过度人口流动既不公平，也损伤效率，会让落后地区陷入“恶性循环”。“全国统一模式”并不天然地是最优制度，仅从效率角度来说，存在一个最优的“相互协调”模式，可以通过调剂金实现效率最优。随着国家财政投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已经恢复到了效率最优点，但仍然缺乏对公平的考量；考虑到公平和效率的权衡，社会保障模式存在一个有效前沿边界，但由于“公平-效率转化比”极高，就区域共同富裕问题，应该实施全国统一模式，逆转缴费差异，需加大区域调节力度，也可以考虑加大基金富余地区的稽核。

张熠教授作主旨发言

清华大学刘军强教授发言题目是“未知的冰山——中国医院的医疗差错与患者安全”。刘军强教授通过收集法律裁判文书网上关于医疗事故的案例，经过严格细致的数据清理和编码，获得了一个包含5237起医疗诉讼的数据库，并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其中的一半案例构建了最终的分析数据。他的研究对医疗差错最多的科室、赔付金最多的医疗差错和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医疗差错进行了详细刻画。基于上述的结果分析，刘军强教授指出医疗技术过失、医疗人文过失是引发医疗纠纷并导致患者死亡的两大主因，不同类型的科室发生的错误各不相同，应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来遏制错误。

刘军强教授作主旨发言

在22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一上，9位参会者分别针对养老保险、儿童发展和养老服务问题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贡森教授、刘军强教授、岳经纶教授分别主持了三个讨论模块，王增文教授、谢倩雯研究员和关博副研究员分别对三个讨论模块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清华大学朱俊生教授作了题为“以结构性改革增强养老保险的经济适应性”的报告。朱俊生教授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应遵循精算平衡原则，筹资水平应合理，保障水平应适度，与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发展个人养老金是中国养老金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可将大量短期储蓄转化为长期养老资产。为了支持个人养老金成为多数人的制度，他建议取消参加范围限制，为新经济、新就业形态中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创造条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税政策，领取时对投资收益部分做免税扣除，适时提高享受税惠的缴费额度，拓展税收优惠方式；建立养老金体系三支柱之间对接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郭瑜教授基于“社会保险扩面：何能与何为？”的思考，作了关于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动力机制的报告。郭瑜教授指出，二十世纪见证了福利国家由兴到衰的发展历程，在福利国家收缩的背景下，对于东西方福利体制进行比较的理论和方法上都存在缺位，需要进行学术对话。她构建了融合央地关系和福利发展主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并采用CGSS（2008-2017）年数据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扩面中存在着显著的经济社会效应以及城乡与省际趋同效应。福利发展主义展现了不同的图景，既体现了中央统一领导对于养老保险扩面的约束和指导作用，也体现了福利发展主义的既有特征。

浙江大学杨一心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城镇化的代价：养老保险‘新’历史债务的形成与演化”。他提出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关注被征地农民养老金保障问题。过去部分地区的一些做法导致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积累了对被征地农民保障的历史欠账，由此形成了由城镇化导致的“新”历史债务问题。与由制度转轨形成的传统历史债务不同，“新”历史债务更难以计量，需要引起充分关注。他以部分地区数据为基础，提出了测度债务的方法，并上提出了处置债务的具体思路和策略。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关博副研究员作了题为“幼有所育视角下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的实践与思考”的报告。关博指出普惠托育服务是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幼有所育”民生保障的关键支撑，目前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机制已初步形成，各地也因地制宜开展了多样化实践，但普惠托位数量占比依然不高，“托不起”现象未能完全解决。建议统筹多种普惠托育提供方式，拓展资源本底，立足整体解决方案强化要素和政策支撑，推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质量有保障，运行可持续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

中山大学申梦晗副教授作了题为“Migrant Children’s Take-up of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的报告。该论文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出发，运用试验方法考察了提供信息对流动儿童参加常住地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提供简单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险信息，有效促进了家长为流动儿童在常住地购买社会医疗保险的意愿与行为。研究还发现，近一半的想参保但是未参保的流动儿童家庭是由于行政负担的阻碍而未能参保。本文的实验结论为提高流动儿童常住地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率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浙江大学马高明特聘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教孩子’还是‘带孩子’——儿童早期发展与城乡不平等机制研究”的报告。他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发展对教育表现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城市，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农村却并不显著。通过质化访谈研究，他发现农村学前教育主要是管管孩子，而城市更多是教育孩子。他建议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儿童早期发展，更加应该注重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只有缩小城乡差异，我们才有更加公平的发展起点，才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现代化建设的人才。

浙江外国语学院董红亚教授作了题为“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助推共同富裕”的报告。董红亚教授首先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即服务谁，服务什么，谁来服务进行解读，她认为基本养老服务是老年人急需的基础性、普惠性的兜底服务，应该是面向全体老年人的一个普惠制度，而不再是一个补缺性的制度安排。她建议进一步明确养老服务内涵，整合制度，统一设计，以普惠为取向，分层分级进行覆盖。

河海大学李静教授作了题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的报告。李静教授主要从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养老服务的现实国情、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概念及关系、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实现路径四个方面分析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李静教授提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边界，并抓好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做精做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做好做实农村养老服务等几个关键。

浙江大学詹鹏特聘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社区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死亡风险差异的评估”的报告。他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追踪数据，用OLS、匹配、PCA方法等评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延长老年人寿命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显著的延寿作用，其中主要来自健康相关养老服务。相比没有养老服务的老人，有健康相关养老服务老人的寿命会延长0.6岁左右。研究结果肯定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提升老年人综合健康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也发现特定类型养老服务的健康效应还存在不足。

在22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二上，9位参会者分别针对社会救助、社保理论和医疗保障问题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彭浩然教授、苗青教授、何文炯教授分别主持了三个讨论模块，严新明教授、刘涛教授和杨一心副教授分别对三个讨论模块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浙江工业大学祝建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困难群体精准画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祝建华教授分别从”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两个方面展开介绍，说明了历史弊端的挤压效应、共富需求等为困难群体精准画像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并进一步提出可以通过构建困难群众动态监测的指标、困难群体动态监测的分层分类分级结果（“三圈层”分类）、依托数据平台实现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基于精准画像综合研判致贫因素及救助需求、救助需求与救助资源的精准对接、完善困难群众救助效果综合评估机制、推动预防性社会保护，助力“危有所防、智慧救助的路径优化等几种方式使之成为现实。

华中师范大学王超群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农村低保还存在精英俘获吗？”王超群副教授基于中国社科院2020年调查数据，研究以家庭成员是否在村中担任村干部来判断家庭是否为精英。他发现农村低保的错保率和漏保率较以往研究大幅下降了。担任村干部的家庭获得低保的概率显著更低，并且有党员的家庭获得低保的概率也显著下降了，表明改革以来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农村低保精英俘获现象消失了。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强力的政治动员、严密的绩效考核、共享的信息系统、技术性的治理手段等密切相关。但农村低保瞄准偏差仍然较高，可能表明农村低保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变得更加隐蔽、更加难以直接观察到了。

浙江大学博士后蒋卓余发言的题目是“低保标准提高降低劳动供给了吗？——基于K省低保微观数据的分析”。蒋卓余老师发现H省的低保标准近年来不断提高，但是出现了低保对象救助时间长，劳动意愿低，低保退出难等现象。针对低保标准的提高是否给低保对象带来劳动供给的负向激励问题，她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对H省全体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H省2018-2020年低保标准的增长对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人均家庭收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H省近年来低保标准的提高的确导致了低保对象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的下降。

南京大学严新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弱势群体的‘沉舟—病树型’社会问题研究”。严新明教授指出弱势群体持续存在是社会发展始终绕不开的问题。弱势群体最简单的表现是同其周围的人或群体在生活、工作和发展等方面显得不及、差一些甚至完全停滞、衰亡。严教授从人的生命历程角度看社会结构以及每个人面临的风险，指出要解决“沉舟-病树型”社会问题，有关部门必须主动了解群众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防范规避，可以延续农村的“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工作机制，城市则可以实行“网格化”治理机制。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尽力做到缩小差距，实现人人平等，是防范和杜绝“沉舟-病树型”社会问题的关键。

武汉大学的王增文教授发言的题目为“权责编制社会——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理念重塑”。王增文教授指出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端，而影响政策执行的实际上是理念端，考虑理念端则需要通过社会类属真实建构社会共同体。王增文教授指出可以从历时性关联、结构性关联来构建社会共同体，通过建立社会共同体来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社会保障契约的“定”→“履”→“破”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责任划分与践行既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又是在国家规范下的治理行为。政府责任应该从微观转向宏观，帮助其他责任主体有效承担其社会责任，政府界定好权责，继而进行监督。

浙江大学博士后方珂发言的题目是“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与福利距离的调整”。方珂老师基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对“福利距离”产生与变化的历时性进行分析，对“福利距离”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进行理论分析，论述了从“福利距离”向“福利普遍主义”过渡，从而推进共同富格的可能前景。他将“福利距离”解构为“内外现象”和“分层效应”，并分析两类福利距离的成因以及它们向福利普遍主义过渡的两种现实路径。他指出尽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受政策发展路径依赖性的影响，但公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权利方面却获得了越来越好的普遍主义保障。

中山大学彭浩然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挑战与破局”。彭浩然教授指出2021年基本医疗保险支出是商业健康险赔付支出的5倍多，基本医疗保险在中国现行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其未来的基金收支情况不容乐观，且公平性有待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面临较大困境，主要体现在产品供给与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不匹配，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影响力比较有限等。他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商业健康险的补充作用，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要加强与医疗服务方的合作，从核心诊疗全面延伸，探索健康管理、医疗、护理、保险融合新模式；商业健康险产品应主要针对基本医保目录外的药品和服务，并为次标体提供更多保障。

山东财经大学于新亮教授发表的题目是“灾难性卫生支出持续性测度与医疗保险阻断效应”。于新亮教授基于CFPS数据进行动态测度和城乡分解，实证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对城乡家庭持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家庭持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具有较强黏性，持续时间越长，摆脱难度越大，且农村持续灾难性卫生支出程度高于城镇,但城乡差距随持续时间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阻断持续灾难性卫生支出，但阻断效应呈现较大的城乡差异，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在当期的阻断效应更明显，而长期来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阻断效应则更强。

中国政法大学廖藏宜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DRG/DIP付费扩面期的医保政策配置”。廖藏宜副教授介绍了我国医保DRG的发展脉络，比较了医保DRG和DIP的付费逻辑、技术路径差异以及点数法和费率法，指出DRG和DIP付费的可能性整合路径为DRG-点数法或DRG-浮动费率法，这种方式能够在保障基金预算不超支的前提下，实现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服务的合理补偿。他同时提出，DRG/DIP付费并不能解决医疗服务补偿的所有问题，原因在于DRG/DIP定价工具存在技术缺陷、地方的配置政策也存在失灵问题。医保部门应将工作重点从DRG/DIP技术端转向政策端和管理端，提出了“筹资、定价、支付和管理”的DRG/DIP付费政策体系建设思路。

22日下午和晚上，还举行了浙江大学第三届“老龄·健康”研究生学术论坛和浙江大学第七届“治理中国”博士生论坛社会保障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