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养老金制度设计必须建立在
完整合理信息的基础上
作者 | 王新梅
高山教授基于毕生对全球和日本养老金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丰厚积淀和精准掌握、基于他对自己的荣誉和文章高度负责的一贯态度、基于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对中国的深切关注和情怀，在本书中为中国系统整理并详尽解释了公共养老金制度设计中几乎所有核心要素。为了能充分有力地对中国有实质性帮助，他尽力斟酌词句把能够公开的信息和不得不提的建议最大限度地写进了文章里。
“养老金的铁人”
公共养老金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国泰民安。鉴于本书作者高山教授在这一领域为日本所做出的中流砥柱般的卓越贡献，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他设计的以自动平衡机制为核心的百年大计，彻底解决了未来100年的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他被日本国民誉为“养老金的铁人”。并且于2019年10月受邀参加了日本令和天皇的继位典礼和宴会，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桥大学全体在职和退休员工中唯一的被邀请者。但是，他从未担任过一桥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只是担任过任期最长为2年的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山教授是享誉世界的卓越的养老金经济学家，还是其中少有的既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养老金的学术成果，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例如Economet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过经典论文的大学者。他曾在OECD、IMF和世界银行（下文简称“世行”）等担任顾问，从2002年起一直担任国际社保协会主办的《国际社保评论》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的编委顾问。
他除了在1996年获得过日本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之外，还在2021年荣获了日本统计学会的首届中村隆英奖。一位日本学者能荣获上述两个奖项中的一个就实属不易，而高山教授则横跨了两个学科。高山教授几乎终身只从事养老金经济学的研究，这一点与译者所交往过的国际上其他养老金领域的大学者的情况极其类似，而且其中公共养老金占绝对大的比重。
自2000年起他发起并领导了三期共15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资助的、定位为引领国际养老金研究最前沿的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代际间公平（Proj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PIE），每年的经费高达一亿日元。他把全世界顶级的养老金专家都召集到日本，平均每年举办两次大型国际会议，对于世界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每个专题都出版了国际比较的英文专著，使这个项目成为了国际养老金学术界一个重要的信息库。
为日本抵制世行模型、导入瑞典模型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迫在眉睫，在2000年前就要变成赤字了，因此引发了全民的不安和焦虑。部分日本学者发布论文、专著等建议“全面转向积累制”。然而那时一直绵密地跟踪着全球养老金大辩论的高山教授发现，发达国家大量的核心养老金专家对此并不赞同，并已经发表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论文。为了把瑞典模型学明白，高山教授曾多次邀请了Edward Palmer教授来日本口传心授，他还凭一己之力把瑞典当时主管养老金改革的Bo Könberg部长邀请到了日本，在与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交流的养老金恳谈会上，该部长现场回答了参会者提出的尖锐问题，场面十分热烈。
最终高山教授设计的模型是：在未来100年之内缴费率不变，固定为18.3%，对于财政压力则采用自动平衡机制、用调节待遇水平的方式解决；对于由此而伴随的待遇水平下降问题，通过鼓励支援延迟退休来弥补。
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极其不易，积累制背后附着着强大的利益集团：金融产业和一些厚生省（相当于中国的人社部）的官员，这些官员常常在退休后到基金公司出任待遇丰厚的高管。由于高山教授的观点不符合这些人的利益，于是，他家里被安装了窃听电话，一些厚生省的官员说：“再不许高山宪之跨进厚生省的大门”。
日本对于全民都关心的重大议题有通过电视现场直播进行充分讨论的惯例。他说最紧要的时期，几乎是每隔一天就去一次电视台，他给国民多角度细致地解释为什么采用瑞典模型才合适、新模型下未来的公共养老金待遇会变成什么样、延迟退休后待遇水平能提高多少、等等，并现场回答各种提问。
在这些暴风骤雨的洗礼下，关于养老金从学术界到国会议员、官僚和普通国民，大家觉得高山教授的解释更明白、更有道理，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学术专著《养老金教室》成为畅销书，在2000-2002期间的2年里，再版了7次；《信赖与安心的养老金改革》也在2004出版后共再版了4次。结果“养老金的铁人”的名号落在了他身上。最后日本国民说：我们已经都明白了，请开始实施吧。结果在2004年日本国会对实施瑞典模型进行投票时，一次性顺利通过了。在此后的100年里，日本都不必再折腾这个艰难的重大议题，公共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彻底解决了。
日本对国际经验精致审慎的取舍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1994年出世的世行模型，在日本历经了10年的充分辩论后，在2004年随着瑞典模型的落实而尘封入海。与世行模型的搏斗在美国也激烈。在2004年，美国对于这个模型还处于大辩论阶段。2015年译者向国际顶级养老金专家、美国养老金学术界的领袖Alicia Munnell主任（曾任总统顾问）咨询过此事，她回答说：“凭什么美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要以智利为标准来衡量，要向智利看齐？美国已经有了成熟且完善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私有化只起破坏作用。”她零容忍的气势和刚毅犀利的目光，让译者觉得像是看到了“穆桂英”，隔着10多年都能闻到当年的“硝烟”。她于2004年专门就私有化问题发表的文章，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极其复杂，解决养老金财政可持续问题需要严谨地做出决策，不存在灵丹妙药。在文章的分析中她具体指出：在计算资本的回报率时，迄今为止，都没有把风险计算进去，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都同意应该把风险也考虑进去。控制了风险之后的投资回报率，将不太可能使积累制下的养老金财政比现收现付制好。最终，世行模型也被美国彻底拒绝。实际上不仅美国和日本，所有发达国家都拒绝了世行模型。其结果如高山教授所述，强制参保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收入中最重要的部分、多数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中低收入者。
为了帮助中国认清世行模型的真相，高山教授在2017年专门为中国撰写了质疑世行模型的文章（第3章），再次提醒说：世行模型“离基于科学证明的经验（实证）研究差得很远”。在阐述了世行模型的粗糙和不可行性的同时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坚实的保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延迟退休。
第10章介绍了日本在国际经验的学习上一直以来是如何不丧失自我、不急急忙忙服从外国人的喜好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本人为日本导入瑞典模型的经历中。他只采用了瑞典模型中固定缴费率与自动平衡机制这两个因素，而未采用个人账户，在待遇计发模式上保留了原来的待遇确定型。这种精细的取舍使日本在导入瑞典模型时，不仅极大地节约了改革成本，还保留了原有的再分配功能。
在对国际经验的借鉴方面，就世行模型而言，中国与日、美等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97年时点，中国在没有给与充分的时间去认清世行模型的特性的情况下，就在财政非常艰难的困境中启用了这个大动干戈的改革。而在20多年后世行模型自身早已偃旗息鼓的如今，中国却再次出现了强烈要求落实世行模型的文章。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从未引用过2000年后国际养老金学术界对于世行模型达成共识的任何新的典型文献。另外，面对2008年之后在世行模型的实践中所发生的全球性溃败，他们从未提及中国有什么特殊优势能确保不重复各国的失败。
破立结合地给中国出示了可考虑的选项
批判了世行模型之后，于2019年高山教授就公共养老金的两个最核心的指标：可持续性和待遇水平适当性，专门为我们撰写了本书的第1、2两章。他基于过去20多年里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实践，全面归纳总结了普遍采用过的一系列切实对策。对于可持续性问题，高山教授曾特意提醒说：基金和投资不在我所列出的各种措施的长名单中，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功能！对于很多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公共养老金余额储备的作用，他说“有”比“没有”好些，但是不能期待靠这个制度来保障公共养老金可持续。
日本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近年来中国有部分专家以他们解释的美国积累制养老金为蓝本，力图展开中国式积累制的大跃进，但是本书介绍的日本积累制养老金的历史可以颠覆许多中国人对积累制的认知，同时为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开阔了视野并提供了更多的选项。
对于职业企业年金的筹资模式，中国有不少养老金专家在观念上认为必须是积累制。但是实际上，美、日、德这三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最大的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是积累制，日、德的国民更喜欢且一直都主要是现收现付制（book-reserve）。他们的国民比起基金公司来说，更信任自己的雇主、更信任自己的企业。另外，日本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制度虽然存在，但是实际参保率却接近于零（参见第13章）。日、德的例子告诉我们，国际上既不存在职业企业年金必须为积累制的限制，也不存在积累制养老金必须达到什么规模的硬性要求或国际惯例。
在用积累制提供公共养老金方面，实际上日本为中国提供了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详见第6章。日本曾有过用47年的时间挑战用积累制提供公共养老金（自愿参保）的经历（1966-2013）。尽管日本有着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备的监管机制，但是在饱尝了投资损失和金融欺诈之苦以及废除之路的艰辛之后，最终不得不终止了这个制度。
世行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前任负责人Robert Holzmann，在2005年9月2日在东京召开的题为“世界与日本：与世界银行、OECD一起思考养老金改革”的研讨会上演讲中说：“日本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严密完善的市场监管制度，可以成功地实施任何一款养老金制度，问题只是股东等是否同意”。但是，日本的情况与Holzmann的结论完全相反，所以高山教授说：积累制养老金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甘美。积累制的参保者必须限定在能负担得起资本市场风险的人的范围内，这是资本市场的铁律。
因此高山教授在书中提醒到积累制养老金必须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下的公共养老金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完善公共养老金。
本书对于中国公共养老金改革的另外两个重要议题，更准确地说是两个大难题：削减待遇与延迟退休，也提供了周到详尽的参考。日本公共养老金的历史上既多次大幅度提升过待遇，也多次把过高的待遇进行了削减。其削减方式各种各样，既有渐进式的、也有一次到位的。对于延迟退休，对中国来说，日本是难得的更具有参考价值的国家，因为日本与中国相类似，是有强制退休制度的国家，而欧美国家则基本上都没有。日本采用了维持强制退休年龄不变，而单独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开始年龄的政策，同时配套以促进老年就业的政策，其结果日本老年人的就业率达世界最高水平。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延迟退休是日本各种老龄化对策中的重中之重，结合日本非常微小的积累制养老金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或许日本人更多地实践着“家有千金不如日进一文”的中国古训。
中国将如何取舍？
无论是积累制当中看得见的账户余额还是看不见的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的领取权，都是要与退休后当期的年轻人生产出来的商品与服务相兑换才有意义，积累制里的账户余额不能直接消费。因此对于保基本这个目标来说，不存在积累制优于现收现付制的结论。而且国家以举国的GDP为依托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待遇保障，无论保障水平和稳定程度都远好于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积累制。这一点是所有发达国家普遍拒绝私有化改革的根本原因。
大国的积累制养老金对于自己不需要承担投资损失的基金公司这样一个特殊行业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来说，是一种“捷径”，具有一种难以抵挡的特殊“魅力”。只要制度一启动就能立刻开始批量产出高收入者，且即使在长期收益差或为负收益的情况下也极难终止，这种情况即曾经发生在日本的厚生年金基金制度里、也出现在如今的智利。但是，从长远的国泰民安来看，包括基金公司在内，无人能从不考虑国民风险承担能力的积累制中真正获益！
积累制养老金的大跃进在智利曾经强有力地促进了其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然而，今天却把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在2015-16年期间数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在2019年10-11月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和社会骚乱，原因仅是政府微小地把高峰时段的地铁票价提高了。2023年初，罗伯特·霍尔茨曼终于说：“基于最近几十年的经验，我坚信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个国家首先有了强壮的可持续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才能把补充性的面向全民的积累制养老金运营好，不要把‘马车’安排在‘马’前面。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把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建立在完整合理信息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在良知良能基础上的高山教授的这本新著填补着这个空白，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年轻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雪中送炭！